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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PHI制藥在線 資訊 專訪John Hood博士:讓骨髓纖維化血液癌新藥“起死回生”

專訪John Hood博士:讓骨髓纖維化血液癌新藥“起死回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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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源:藥明康德
  2018-03-28
John Hood博士是Impact Biomedicines首席執(zhí)行官,該公司最近以70億美元被Celgene收購。Celgene對Impact的新藥fedratinib非常感興趣,這種高度選擇性的口服小分子JAK2激酶抑制劑已被證實有望成為骨髓纖維化血液癌的潛在治療藥物。

       這是一位科學家的成功故事——他讓一種能挽救患者生命的藥物“起死回生”。傳奇經(jīng)歷的背后,是他對科學純粹的奉獻**和對生命的熱忱。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是Impact Biomedicines首席執(zhí)行官,該公司于2016年秋季創(chuàng)立,首輪融資2200萬美元,最近以70億美元被Celgene收購。Celgene對Impact的新藥fedratinib非常感興趣,這是一種高度選擇性的口服小分子JAK2激酶抑制劑,已被證實有望成為骨髓纖維化血液癌的潛在治療藥物。

       Fedratinib是Hood博士在TargeGen公司工作期間共同發(fā)現(xiàn)的。2010年,TargeGen把該產(chǎn)品出售給了Sanofi。然而,因臨床試驗期間發(fā)現(xiàn)了韋尼克腦?。╓E),美國FDA要求臨床試驗暫緩進行,于是Sanofi終止了對fedratinib的開發(fā)。WE是一種維生素B1缺乏的急性神經(jīng)病癥。

       事實上,在臨床試驗期間,這種藥物讓很多患者受益。在醫(yī)生和患者的敦促下,Hood博士辭去工作,投入自己的資金,重新獲得了該藥物的許可。他也不負眾望地讓這款曾被擱置的新藥“起死回生”——2017年8月,F(xiàn)DA取消了對fedratinib的臨床限制。

       近日,藥明康德戰(zhàn)略計劃資深顧問Rich Soll博士與Hood博士進行了一場專訪。值得一提的是,Rich Soll博士曾在TargeGen與Hood博士有多年的同事之誼。下面就讓我們士一起走近Hood博士,來了解他跌宕起伏的故事,以及他公司名稱Impact的來由。

       Q:首先,我們來聊聊JAK2抑制劑。您能簡單描述一下它的進化史和臨床試驗的進展嗎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正如您所知,fedratinib是激酶JAK2的高度選擇性抑制劑。JAK家族對身體的許多不同功能都很重要。JAK2對于驅(qū)動干細胞變成紅血球和血小板非常重要,當它發(fā)生突變時,它會驅(qū)動許多骨髓增生性腫瘤(MPNs),如真性紅細胞增多癥,原發(fā)性血小板增多癥和骨髓纖維化。其中,最嚴重的預后是中高度風險性骨髓纖維化,這種疾病的患者一般在確診后只有2-3年的生存期。大約一半的骨髓纖維化患者JAK2(JAK V617F)中有單一突變,另有40%的突變是MPL或CALR,從而導致JAK2的激活。在任何一種情況下,JAK2激活都會造成疾病,因此抑制JAK2能夠治療疾病。

       ▲骨髓增生性腫瘤(MPN)的特征是JAK2,MPL或CALR的突變。如圖所示,JAK2的突變激活是MPN疾病的主要驅(qū)動因素(圖片來源:Impact Biomedicines官方網(wǎng)站)

       Q:Fedratinib的獨特之處是什么?您在該藥物的發(fā)現(xiàn)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Fedratinib在所有基于臨床選擇而被評估的抑制劑中,對JAK2的選擇性是的,這很重要。因為其他JAKS調(diào)節(jié)免疫功能,因此抑制可能導致免疫抑制和血小板減少癥——血小板生成減少導致出血。蛋白激酶掃描進一步增強了它的選擇性,flt3被確認為唯一能被顯著抑制的其他蛋白激酶。

       該化合物本身在TargeGen發(fā)現(xiàn)。這里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故事。TargeGen是圣地亞哥的一家生物技術公司,成立于2001年。我領導了大部分生物學項目,其中包括JAK2抑制劑項目。

       Q:您讓人們支持fedratinib的策略是什么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早期階段,我們與關鍵意見領袖(KOLs)密切接觸,聽取他們的意見,以幫助設計臨床試驗,并且我們也與KOLs在臨床前進行了合作。關于fedratinib的研究論文由梅奧診所(Mayo Clinic)的Ayalew Tefferi博士、Gary Gilliland博士、以及Catriona Jamieson醫(yī)生編寫。所以,我們有很多人在患者之前就接觸過這種分子。在研究進程中,我有機會獲得大量與KOLs合作的第一手經(jīng)驗,能夠設計臨床方案,并與他們一起做進一步的方案拓展。同時,我們是一家有風險投資支持的公司,所以我們非常有興趣與其他公司建立合作,幫助我們開發(fā)分子。最終,我們在2008年與Sanofi訂立了一份口頭協(xié)議來開發(fā)這種分子。他們將收購TargeGen以獲得該化合物。

       Q:這項臨床試驗是如何進行的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這種分子在臨床試驗中確實表現(xiàn)得很好;它不像已經(jīng)試驗的其它分子那樣會產(chǎn)生免疫抑制或血小板減少癥,所以總體上安全性相當好。此外,它具有的初次緩解率,即脾 臟尺寸減小,這已經(jīng)在骨髓纖維化患者試驗中得到觀察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Jakarta2期試驗,該試驗證明了fedratinib對唯一獲批的ruxolitinib療法產(chǎn)生耐藥的患者具有活性,緩解率在50-60%之間。Ruxolitinib在三個不同試驗中的主要緩解率約為32%,而fedratinib的緩解率幾乎是該獲批療法的兩倍。所以這些緩解率對于患者來說是具有深遠意義的。

       Q:雖然這種藥物已經(jīng)在許多患者中被證明是成功的,但它遇到了困難。您能給我們介紹下嗎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2013年,一名法國患者在服用該藥物數(shù)周后,出現(xiàn)了一種被稱為WE的病癥。任何時候,出現(xiàn)與研究藥物相關的副作用,都是非??膳碌摹,F(xiàn)實情況是,這是一種維生素B1缺乏癥,導致腦腫脹,混沌和行走困難。患者通過補充維生素B1(硫胺素)可以預防、治療和逆轉(zhuǎn)病癥。WE大約發(fā)生在1.2%的普通人群中,而其在fedratinib的試驗中發(fā)生的次數(shù)要少得多。

       但在這個病例發(fā)現(xiàn)時,已經(jīng)有近1000名患者接受了該藥物的治療。Sanofi回顧性分析了臨床資料,并確定了8例有WE神經(jīng)癥狀的患者。美國FDA隨即宣布該臨床試驗暫緩進行,并提出相關建議,但Sanofi決定終止對fedratnib的進一步開發(fā)。Sanofi收集了160名患者的硫胺素數(shù)據(jù),發(fā)現(xiàn)這些數(shù)據(jù)是正常的。毋庸置疑,持續(xù)接受fedratinib成功治療的患者不得不放棄該藥物,重回標準療法。結果,大多數(shù)患者的治療以失敗而告終。

       Q:接下來發(fā)生了什么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患者試圖找回fedratinib,因為他們都幾乎奄奄一息,因而他們努力探尋能夠讓他們得到該藥物的突破口。因為我在1期臨床試驗中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,因而醫(yī)生及患者直接找到了我。這些患者和醫(yī)生的最初要求是充分利用現(xiàn)有藥物的有限供應;但不幸的是,我的這項努力沒有取得成功。

       包括Moshe Talpaz先生,Claire Harrison女士和Catriona Jamieson女士在內(nèi)的許多醫(yī)生都敦促我繼續(xù)努力。對我而言,這個決定性的時刻來自圣地亞哥患者Theresa女士,我通過她的醫(yī)生Catriona Jamieson女士認識她。Theresa女士接受了fedratinib五年半的治療,發(fā)現(xiàn)她的骨髓纖維化從3級(嚴重程度以0-4級評估,3級為非常嚴重)一路降低到0級;她的脾 臟大小完全正常。只要她服用該藥物,就能過正常的生活,沒有疾病癥狀。但不久后,因為沒有這種藥物,她就開始發(fā)病,ruxolitinib的治療對她沒有效果。我們竭盡全力去獲取fedratinib,但不幸的是,沒有及時拿到。不久,她去世了。Moshe Taplaz醫(yī)生有11位患者參與了fedratinib的1期和2期臨床試驗,他們都對治療產(chǎn)生臨床緩解,但自藥物被取消后,全部都去世了。

       Q:您如何從Sanofi拿回該藥物,并請FDA解除臨床限制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醫(yī)生們不斷敦促我拿回fedratinib的許可,因為這是一種非常好的藥物,對很多人都有幫助?;颊咴谕K幥伴L達5年的治療過程中都有持續(xù)的緩解。不少患者都因為這個疾病而去世,如果他們能夠持續(xù)服用這種藥物,其結果可能會不同。我覺得有義務,實際上是道義上的責任,繼續(xù)為患者提供這種藥物。這是做正確的事。我的妻子也贊同我的決定。

       為了拿回這種藥物,我在2016年3月辭職,自己投入25萬美元。由于特定的商業(yè)考慮,我不得不在120天內(nèi)籌集至少500萬美元。為了這一事業(yè)的成功,我得到了Medicxi(比利時之外)的支持,他們唯一的要求是他們想要投入1500萬美元而不是500萬美元,以便在公司獲得合理的所有權比例。

       我們搜尋了與臨床暫緩相關的試驗數(shù)據(jù),并得出結論:神經(jīng)系統(tǒng)的結果與藥物無關。我們在2017年向FDA呈報了我們的分析結果,最終得以解除臨床限制,我們也進一步完善了風險緩解措施。FDA表示,2013年的雙盲、設置安慰劑對照的3期臨床試驗緩解率非常高,它的結果足夠用于新藥申請(NDA),目前仍然有效。所以,我們有了一個可以在沒有任何額外臨床研究的情況下提交NDA的藥物,這種藥物具有明確的療效且對患者安全。它不會抑制免疫系統(tǒng),并且不會損害血小板計數(shù)。

       Q:之后,Impact Biomedicines的業(yè)務迅速發(fā)展,包括與Celgene的合作。那是如何發(fā)生的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正如您所知道的,對于那些能夠迅速上市的藥物會有很多市場需求,所以一旦臨床限制被解除,一些公司對這種產(chǎn)品表現(xiàn)出的高度興趣并不令人驚訝。在我們看來,Celgene是血液學和腫瘤學方面顯而易見的合作伙伴;他們擅長這個領域,并專注于患者。我們六個人的公司在一位銀行家的幫助下,在12月下旬與Celgene就一般條款達成了協(xié)議。就在摩根大通醫(yī)療健康年會(JP Morgan Healthcare Conference,JPM)的前一天,我們簽署了協(xié)議,并在JPM的首日宣布了我們的合作。

       Q:這是一個非常感人、且鼓舞人心的故事。我記得,這個故事后來被迅速傳播開。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最初Catriona女士以及其他一些醫(yī)生和患者是在2016年3月底開始聯(lián)系我的,我們于2016年10月結束了融資,所以這總共是7個月的時間。但與Sanofi和TargeGen的談判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,所以我們真正開始是在5月份左右。然后,我在6月份和二十個多個團體進行交談,并在7月或8月左右與Medicxi交流。之后30天內(nèi),我們簽署了意向書,到10月份,我們有了現(xiàn)金流。

       我也意識到,還有很多擁護者和這個領域的KOL支持這份事業(yè),他們是Claire Harrison女士,Moshe Talpaz先生,Ann Brazeau女士和Catriona Jamieson女士等等。Catriona女士也成為我們公司的共同創(chuàng)始人。他們在與同事和患者會面時的倡議確實促使該藥物快速被接受。在TargeGen解散之后,事情放緩了。盡管如此,他們依舊對還在實驗室中的這種藥物充滿信心,直到他們在患者身上看到療效。

       我曾以為我們會非常順利地獲得FDA的綠燈放行。然而,CMC(化學、生產(chǎn)、控制)開發(fā)受到限制,要在圣地亞哥找到具有臨床晚期/上市經(jīng)驗的人員也受到限制。于是,我做出的一個決定:去找對這個項目熟悉和有經(jīng)驗的團隊——藥明康德。顯而易見,我們需要Sanofi之外的一個小組進行CMC開發(fā)。而對于一些供應商來說,原材料的獲取需要12到14個月的時間。而藥明康德在不到4個半月的時間里完成了整個項目,都在GMP規(guī)范下完成了整個工藝流程,提前一個月交付69公斤原材料,而不是50公斤,且純度極高。

       Q:感謝您的選擇。事實上,為TargeGen項目完成原始晶體結構的Crelux,現(xiàn)已是藥明康德的子公司了。而您也從科學家轉(zhuǎn)變?yōu)榫哂泻艽笥绊懥Φ钠髽I(yè)家,能概述一下您的歷史并描述一下影響您事業(yè)的因素嗎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我在德克薩斯州的牧場長大,就讀于公立學校。在德克薩斯A&M大學(Texas A&M University)獲得博士學位之后,我作為博士后研究員與Dave Cheresh博士一起在Scripps研究所工作。我負責創(chuàng)建自己的項目。我為基因遞送項目開發(fā)了相當數(shù)量的化學組成。Scripps研究所是一個相當獨特的地方,因為那里既有偉大的生物學家,又有令人驚嘆的化學部門。基因遞送的研究使TargeGen得以創(chuàng)立。這是一個開拓眼界的地方,并可以把學術項目轉(zhuǎn)化為商業(yè)成果和應用。

       Q:到目前為止,您認為您職業(yè)生涯中最顯著的成就是什么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讓FDA重新認可這種藥物是一個挑戰(zhàn)。它曾被擱置,而我們這樣一個小團體讓FDA重新考慮我們的試驗數(shù)據(jù)并仔細審查。請FDA參與并聆聽我們的報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刻。當臨床限制宣布被取消時,我當時的心情就好像是5歲時過圣誕節(jié)。

       Q:這是否是另外一種信心的表示,即激酶抑制劑可超越癌癥或腫瘤學的應用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當然,我認為這是另外一個充滿機遇的領域。事實上,就工作水準和精準醫(yī)藥水平而言,腫瘤學,或是自身免疫疾病領域在許多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。

       Q:那么接下來呢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我要確保Celgene的NDA得到受理,所以我在未來幾個月將與他們合作。還有其他一些讓我很興奮的公司,我已經(jīng)有一些想法與他們合作。

       Q:您想對那些正在考慮從事醫(yī)療健康行業(yè)和藥物發(fā)現(xiàn)的年輕人說些什么?

       John Hood博士:沒有什么比你工作的終極目標是拯救生命更有價值的了。我認為,如果你能解決多維難題——藥物PK、安全性、以及投資者——那么你會有機會成就一番大事業(yè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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